嘉 宾：北京温州商会会长 叶茂西

　　义乌温州商会会长 姜永忠

　　富而感恩的温州民营企业家有“胸怀天下，回报社会”的时代精神。2010年初，由北京温州商会联合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南京、宁波、石家庄、义乌、锦州、兴安盟等11家温州商会向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捐赠1100万元起步基金，成立了“温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金”。该基金的成立，为全国温州商人各类慈善公益活动提供了统一运作平台，是将民间琐碎的个体慈善行为变成集体慈善事业的一次有益尝试，对于倡导“富而好礼、富而好德、善行天下、感恩社会”的文明风尚，展示温州人文明慈善的良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温商联盟”将成为在外温州商人奉献爱心的共同名字和爱心代号。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理事长甘英烈说，“温商联盟志愿服务文明公益基金”的成立，体现了温州企业家创业创新、热心公益的强烈社会责任意识，树立了温州企业服务社会、回馈大众的良好形象。

　　主持人：温州当初以小商品开拓大市场，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发展天地，在温州人的头脑当中，普遍有一种赚一厘钱也是赚的理念。但是温州人富了，他们心里面怀着感恩的情怀，通过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关爱更多需要关爱的人。你们作为温州商人打拼到现在，大家已经致富了，现在开始帮助社会上更多的人，热衷于慈善事业，请你们讲一些感触和感受。

　　叶茂西：改革开放30年以来，温州人为国家经济发展做了很大贡献，从吃苦耐劳、诚信、创新的精神，从零开始，一直做到现在。我们得到的一切，首先要感谢国家给我们那么多的好的政策、好的机会，才促使了我们整个温州群体发展到一个中层阶层的层面上。我们都是中国人，也是我们国家的一份子，我们要与国家同步考虑国家的发展，为国家承担一些责任。温州人这么多年来一边发展自身经济，同时做公益事业，在尽社会责任方面做了很多事情。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应该参与到志愿者、公益事业中去，哪怕是自己有一点力量都应该去做。

　　姜永忠：作为温州商人，我们同样有社会责任感，我们成立志愿扶持基金，帮助弱势群体、空巢老人，我们在汶川大地震的时候成立一个基金——完成学业基金，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同时倡议全国的温州商会，倡议所有的企业家优先安排他们的就业问题。

　　主持人：温州有一个温商文明志愿服务公益基金，叶会长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初建立基金的初衷，包括它现在的发展情况。

　　叶茂西：我们每个人，把温商整个队伍团结起来，首先做国家的公益事业，成立这个基金以后，主要的责任是倡议、推广。全国现在有180个地市级商会，全世界230多个商会团体，整个温州走出去有200多万人，我希望每个温州人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为那些需要我们帮助和支持的各个群体服务。我们一直在想，我们温州商人怎样一对一地帮助弱势群体，我们应该积极投入到对老人、孩子的帮扶中去。在企业发展的同时，应该要关注这方面，如果我们志愿者多了，大家都去做公益事业，中国的和谐程度都会很大地提升。我办这个基金的初衷就是积极地推进、号召，希望每一个温州商人都积极参与，哪怕是一点点，只要在自己有能力的范围内，为公益事业多做一些事情。

　　主持人：能不能讲讲他的发展情况？

　　叶茂西：我们11家商会开始做启动和参与，有需要我们支持的，我们做一个发起，让更多的人参与进去。

　　主持人：这个基金主要的受益人群有哪些？

　　姜永忠：空巢老人、弱势群体以及贫困学生。还有很多方面，因为慈善事业这一块涉及很多，我们一步一步来做。

　　主持人：空巢老人是我们现在比较重要的一项慈善举动，在公益事业当中，空巢老人的志愿服务计划是什么样的？

　　叶茂西：温州市委市政府、温州市文明办、慈善总会，包括中国文明办，对空巢老人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一个人除了诚信以外，最重要的就是孝顺的问题，对老人不孝，这个人也会让人感觉不怎么可交。温州790多万人，出去200多万人，家里的弱势老人，需要很多人的支持和帮助，我们也需要中国很多人参与志愿者队伍。

　　主持人：温州人无论做生意还是做慈善都爱抱团，关于温商联盟志愿服务基金，机制是怎么样？怎么样可以把筹集来的善款落实到实处？

　　叶茂西：刚开始我们从规范的角度有很多方方面面的机制，赚了钱以后，应该把这个钱直接通过慈善机构，直接到达受众手里，不仅钱到达他手里，还需要反馈信息。整个流程设定了很多，是一个十分严密的机制，真正体现了慈善事业落实到实处。

　　主持人：有没有其他方面曾经做过的慈善事业是值得我们温州人骄傲的？

　　叶茂西：虽然基金刚成立，但以前一直在做，包括失学儿童、弱势群体。当时都是零散的，如果通过这次的基金发起，通过这个平台去走，从很高的层面可以宣扬温州人的精神。

　　主持人：对于公益慈善事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是怎样的？

　　叶茂西：未来我们有很大的理想，让温州商人去带动、影响所有的中国人，共同参与公益事业，当然这是我们最终的理想，大家能动起来，互动、抱团、行善，以善行天下的角度做很多民生的事情。

　　姜永忠：通过这个基金带动所有的温商，以及全国人民，把慈善事业作为中国人更高层次的体现。

　　吴绪彬：未来希望做商会公益慈善基金

　　文/本刊记者 侯耀晨

　　吴绪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原社长、总编辑，现任北京福州商会秘书长、世界福清社团联谊会常务副主席、北京福清同乡联谊会会长，并兼任北京福建企业总商会顾问、冠城大通(9.89,0.19,1.96%)高级顾问、北京顺华集团总顾问等多项社会职务。

　　“一个人活在世上，如果除了家人以外没有人牵挂你，你也没有可牵挂的人，那你这个人就活得没有意义。”吴绪彬在接受了《中国商人》专访时说。吴绪彬认为，当前中国贫富差距过大，民间商会组织会员参与公益事业有利于社会和谐，也是平衡社会财富分配的必要手段之一，但在当前中国公益事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有待于全面改善的前提下，民间商会做公益也面临诸多困难。

　　贫富差距过大，公益事业是平衡手段之一

　　中国商人：随着中国民间商会(异地商会)的发展壮大，企业或者以商会为单位统一规划，科学应对重大灾情及日常的公益行动已有可能成为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主流形式。你认为商会有没有必要统一组织会员企业的公益活动？

　　吴绪彬：国际上衡量财富分配公平度的基尼系数警戒线是0.4，我们现在官方公开数据是0.46，学者的数字早就超过0.5了。以前大家认为印度是贫富分化比较大的国家，而印度的基尼系数是0.33。最近有记者到离北京仅256公里的河北省康保县三义村去调查，有户人家唯一的电器是一盏灯，一个月2块钱的电费都缴不起。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最低收入的10%人群，只占社会财富总额的1.7%，而收入最高的1%人群，占社会财富总额的35%。

　　贫富差距如此之大，就需要大量慈善事业作为平衡手段之一。我这里有一份《2009年中国慈善捐助报告》，全国接收社会捐赠款物是332.77亿，这个数字相比往年已有所增长，但横向比较与国际水平差距仍然很大。美国仅一个比尔。盖茨现在已经捐了400多亿美元，而且承诺要把580多亿美元的个人财富几乎全部用于慈善事业。巴菲特在2006年就将个人持有的300多亿美元股票捐出。另外像台湾地区的郭台铭，在与曾馨莹的订婚宴上宣布将捐62亿元用于公益事业。
 

　　这样比较，我们会发现中国大陆地区慈善捐赠数额还不及美国一个零头。当然这几年我们的公益慈善事业发展较快，特别是你刚才讲到汶川地震、玉树地震激发了全民参与公益慈善的热情和大爱。汶川地震期间，民间捐献款物总计592.49亿元，截止2009年7月份实到账款589.68亿元。这次青海玉树地震，青海省搞了一个赈灾捐赠晚会是9个亿。4月20号晚上中央电视台的赈灾义演晚会共募集善款21.75亿元，那天我也看了电视，有几个公司捐款数额较大，加多宝集团捐了1.1亿元，中国泛海控股集团捐款1个亿，大连万达集团1个亿，我老家的企业家——福耀玻璃(10.80,0.07,0.65%)集团的曹德旺、曹晖父子个人捐款1亿元，而且还答应给西南旱灾区捐款2个亿。我们商会常务副会长单位兴业银行(29.98,0.28,0.94%)捐了1500万。另外我注意到画家范曾上次汶川震灾期间捐了1000万，这次玉树震灾又是1000万，还有被称为“中国首善”的陈光标，这些人出现是一个可喜现象。但我总觉得这两年出现了如此罕见的天灾，我们去年全年的捐款捐物合计总额才达到300多亿，规模还是太小。

　　作为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本身就有回报社会的责任。我们这些企业家当初所赚的钱，跟改革开放大环境提供的各种政策、机会，包括价格双轨制，以及异地差价这些因素是分不开的。前一阵子我给一个老板谈过一个观点，我说你一年赚1000万，500万是靠你个人能耐，500万是政策和资源给你的。如果不是通过各种关系，你怎么可能拿到那么多的资源和优惠呢？所以我认为企业和企业家应该拿出一部分钱来用于公益慈善事业，商会作为企业和企业家的集合体，也完全有责任和义务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中国商人：你所在的商会是如何组织会员参与公益事业的？

　　吴绪彬：上次汶川震灾期间，我们商会会员进行了多次捐款。像冠城大通(9.89,0.19,1.96%)，第一时间捐了200万，随后冠城大通董事长韩国龙个人捐款100万，接着冠城集团控股的依波表公司又承诺分阶段捐赠360万用于资助汶川地震灾区的贫困学生。商会会员进行了多次捐款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不够，又继续发动会员捐款，两三天之又募集了67.4万，通过中国扶贫基金会捐给灾区民众。

　　除了汶川这样的天灾，平时我们商会也多次组织会员做公益。

　　福建永泰县红星乡过岭村，村路破破烂烂，有六个自然村村民吃不上自来水。我们商会会长林厚勇带头组织大家捐款，分三年捐了150万用于自来水和村路修建工程。现在山上村民都喝上了自来水，路也修好了。我们每年赞助在京的福州籍贫困大学生，今年一月份年会期间还赞助了十名贫困大学生，四年学费人均一万六共计十六万。最近有三名白血病患儿的家长找到我们商会，一个九岁，一个十三岁，最小的才两岁多。我们正在发动会员给这些患儿捐款，已经有七八个人捐了，有上万的，也有五六千的。

　　正如前面讲的我们现在贫富差距过大，长期以来国家在社会保障这一块历史欠账太多，所以应该发动社会上的有钱人特别是企业家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

　　商会做公益，有优势，也有困难

　　中国商人：就短期和长期的效果来说，你认为商会组织会员做公益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

　　吴绪彬：我们国家公益慈善事业起步晚、整体规模小，相关制度和配套政策也亟需完善。就当前状况来说，商会和企业做公益无非以下几种形式：一是通过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及其各地分会这些可信度较高的机构，其次是民间自己搞的公益慈善机构。此外就是你说过的商会能不能组织会员企业自己搞？

　　最近我给一个企业家打电话说了这方面的事，他决定联手几个兄弟拿出200万来成立公益慈善基金，但报批了两个月都没批下来。因为相关审批手续太麻烦，我只好让他去找福州慈善总会的方庆云会长。所以从公益慈善的大环境来说我个人认为有几个突出问题需要解决：第一我们国家正规的慈善机构太少，民间可选择的捐赠渠道太少；第二当前一些慈善机构在捐赠款物的去向、款物到位情况和有没有流失等信息的批露方面缺乏透明度；第三民间参与公益事业的渠道不畅通，包括一些企业想自己设立慈善基金，但审批关口太多、太复杂；第四公益慈善活动的管理制度不规范、监管不够；第五是税收方面，目前除了中国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少数大的基金会可以开出抵税发票，其它的基金会都开不出。我们商会搞捐款活动，还得找一家慈善机构去开发票。

　　中国商人：针对目前公益慈善事业的大环境，你觉得商会组织做公益有哪些优势，有哪些具体的困难？

　　吴绪彬：从商会自身来讲首先要有号召力，否则你就拿不到钱。商会办得好，有凝聚力，加上会长带头就能形成号召力。当汶川、玉树这样重大灾难来临，我们就可以号召大家来捐款，同时像捐助白血病儿这样的慈善活动，我们平时也可以做。

　　一些企业和个人有资金、有实力、有意愿做公益，但他对于如何做公益不一定有专业经验，同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去跟各种机构对接。商会做公益比企业和个人单独做更有优势，商会的联系面广，容易帮助企业找到合适的捐助对象、捐助渠道、确定适合的捐助项目。第二，单个企业和企业家资金毕竟有限，我们把多个企业和企业家的大钱小钱拢在一起，能够聚集的公益慈善资金规模、影响力，所发挥的作用也更大。商会牵头做公益还有一个优势，商会可以组织身份出面跟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慈善总会等正规的机构对接，对于捐献款物的去向、捐助的效果等进行必要的跟踪。

　　当然，在具体操作中也有一些实际困难。首先是去拢钱很难，由于商会对于会员没有直接约束力，我们只能通过个人去做工作。拿我们福州商会来说，很多时候需要我亲自打电话、找老板，靠我个人的声望、年龄和为人去推动工作。如果我不在这儿，让秘书处其他人做这件事难度非常大。

　　除了已经谈到的当前公益慈善的大环境造成商会做公益会遇到一些困难。当前的慈善机构日常运营费用都是从捐款里面提成，这样就会造成一个问题：企业家或者商会认为，我捐的款，你扣了我这么多！再加上我们的捐款是层层下拨，捐款流转过程当中被截留、被挪用这些事都有，捐赠人包括媒体与公众也时有质疑。正是因为有这种情况，陈光标等企业家带着几千万捐款，自己开车到汶川灾区亲自去发放。按道理讲这样的捐赠成本是很高的，企业家的本身工作是是管理企业和运营企业，是为了赚钱，而陈光标宁愿自己到第一线去做，恐怕也有担心捐款流失的问题。他认为面对面把资金交到受助人手里，捐款的去向很明确，谁拿到这个钱，这些钱能起什么作用，他也很清楚。

　　中国商人：在企业参与公益事业的过程中，有两种现象引起公众关注，一是“诺而不捐”。二是企业家本身对捐款的去向也很关注。你认为以商会为主做公益，是否可以逐步做到全过程管理？

　　吴绪彬：商会对企业做公益的过程管理也很难。企业家“诺而不捐”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比如在永泰捐款中，有些企业捐款不到位，我们只能不时去催，希望捐款能尽快到位。因为人家是捐赠，不是欠你货款，你没有办法通过强制性办法去要求人家。也有的企业家说我现在资金紧张，一时拿不出手，这样的情况也是正常的，再有钱的老板也有资金短缺的时候。

　　对于企业“诺而不捐”，换句话说捐款不能及时到位的情况，商会需要有人专门跟踪落实，要让捐款无论早晚一定到位。这个负责落实捐款的人就必须在老板当中有威望和可信度。另外，他要有很强的责任心，能把这个事情切实承担起来。如果没有专人去盯，可能有些捐款最后就不了了之。

　　商会督促企业落实捐款只是一方面，老板捐款之后，对于捐款的去向还有一个监管的问题。这方面商会能做的就很有限，我们只能尽其所能给捐赠人一个比较满意的反馈。

　　汶川震灾中，我们首先是找中国扶贫基金会，我们不能把钱随便捐给一家没有可信度的机构。捐款之后，我们跟中国扶贫基金会还有联系。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成立二十周年的时候，贾庆林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企业家代表，我们让两个会领导参加接见、合影。这应该看作是在声誉上对捐款人的一种肯定。做到这个地步，老板就比较满意。

　　像永泰县红星乡过岭村自来水工程和道路工程，这是由我们商会自主进行的公益项目，监督就可以多一些。拨款之前，我们有几个前提：一是要求这个村做项目预算，如通自来水需要多少钱，修村路需要多少钱，整个工程造价等情况都要给我们提供。其次是做好之后，我们要去考察、验收，看工程到底做得如何。有些环节我们还是监管不到，比如说我们无法审计他的财务，我们也没有这样的人力和精力。但基本的情况，如预算、决算、材料、人工的费用以及总造价，我们还是有基本的监管。
 

　　我们给贫困地区学校捐赠图书，这个事已经持续做了好几年。我们首先通过公函往来，跟当地教育厅这样的正规单位来合作。对于具体接受捐赠的学校，可以让老板自己去选择或者指定，商会负责跟踪落实情况。

　　虽然目前商会对捐款要做到完全监控还有困难，但我认为既然老板把钱捐出来做公益，商会秘书处就要尽最大可能负起责任，对资金的流向、资金的用途，逐步实现全过程的监控，同时要把相关信息及时反馈给老板。

　　重复缴钱、重复要钱、重复捐款，企业负担其实很重 　

　　中国商人：就北京福州商会来说，下一步会不会针对一些群体进行有规划的，有目标的捐赠？

　　吴绪彬：完整的规划现在还没有。北京福州商会2006年才成立，我们前面花出去太多，光周年庆典就花出去160多万。商会办公室是租的，过去9.6万一年，现在搬到这个地方更贵了，人家照顾我们一年还要十二万，再加上车位和其他费用一年需要十三万。每年我们还有各种会议、商务考察等费用，一年的开销最低也要百八十万。

　　我们一直在探讨以商养会的问题，真正的成效并不大。现在商会还有一个乱象，比如北京有福建企业总商会，总商会下面有福州商会，福州商会下面还有永泰商会、闽清商会、平潭商会等商会。有的商会还有行业商会，又是一层商会。还有一些人在外地如山东、内蒙参加了当地商会，这是第五层了。

　　中国商人：就是说一个企业或企业家往往要参加多个商会，这样导致个人负担较重。

　　吴绪彬：多的有参加五六个商会的，他就要缴五六份钱，这是正常情况下造成企业家负担重。第二，凡是商会多少都会做点公益事业，企业家的负担又增加了。举个例子，为白血病儿童捐款，我给一个企业家打电话，他说我刚给一个白血病患者捐了一万块，是一个律师向他要的，他村里有一个白血病人。捐书过程中也有这种情况，我们福建有各种单位直接打电话给老板，老板就通过这些渠道捐出去了。

　　重复缴钱、重复要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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